新民主主义论文范文
新民主主义论文范文第1篇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内容中包含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对象、任务和特征，是一套适用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理论系统。在这套文化理论系统中，可以看到对于我国新文化的倡导与希冀。他指出，现阶段的中国国民新文化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也不应该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这也是前后广大学生与中国社会的主要呼声。新民主主义文化简单来说就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文化，它的性质与基本任务在这一点上得到了统一。在国内革命时期，就指出，尽管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被当做国民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但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还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在整个国民文化中，中国还不处于社会主义，所以应该加强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力宣传，把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融合到国家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中，完成国家未来文化思想发展的基本路线方向。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任务就是全国国民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封建主义复古思想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思想为主要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国家作为目标而奋斗。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本内涵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纲领。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发展，到了十四届六中全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被提上了章程，它主要提出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前提下，也要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并且物质文明的发展，绝对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文化为代价，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与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国各族人民最为主要的精神支柱。它积累了五代领导人共同的努力成果，积蓄了每一代领导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文明建设的伟大成就。以科学发展的角度作为直接理论来源和价值核心，对解决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给出了正确的方向并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
2.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与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集合了几代领导人的工作成果，就是因为在这套思想体系中包含了邓小平对于现代化物质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题思想；包含了的“三个代表”精神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也包括关于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理念。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有着与时俱进的文化理念品质，它是我国完成现代化社会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重要依据。
3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新民主主义文化宣扬无产阶级对人民大众的领导，完成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共同夙愿。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反映先进生产力发展规律及其成果的现代社会文化，它源于人民大众。它们共通的地方就是都是在共产党思想的指导下完成民族振兴，实现社会综合进步而产生的文化理论。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所坚持的指导思想和文化特征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步伐和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它们都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了时代进步的潮流，最基本和最直接的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崇高性和先进性。其实，在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解读中，我们会发现他很好的预见了几十年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应该坚持的路线。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如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该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还是它与民主文化融合的关系，亦或是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都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共同夙愿，那就是为我国21世纪成为世界经济文化强国而铺垫更加平坦的道路，为社会的和谐与平稳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4结语
新民主主义论文范文第2篇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土地问题。对于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找到了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使农民满意的土地革命路线。首先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上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具体就是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以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之后，共产党先后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土地政策进一步完善，具体形成了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用的土地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减少地主阶级对于抗日的阻碍，团结一切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这样减轻封建剥削，团结了地主，调动了中小地主等其他阶层也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巩固了民族统一战线，增加了革命力量，这些都为抗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当时的实际在解放区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之后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具体讲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1947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个较为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通过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建国后，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在新解放区实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此外，另一个使农民成为革命主力军的重要方式是工农联盟。列宁就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产党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的思想，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就说明了在革命中建立同盟军的重要性。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农民同盟军的重要作用也逐渐被认识，共产党得出了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的结论。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还指出“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论述道“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工农联盟理论的完善和应用使中国革命建立起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为争取革命胜利找到了最可靠的同盟军。
2农民是革命主力军的当代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主要关键因素就在于保障了农民的利益，尤其是保障农民的土地利益。当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包括农村的全面深化改革，做到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通过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等。在当今，改革开放进入“深水期”这样的历史新时期，要想实现中国梦，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解决好“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中必须保障农民土地利益，在农村中把农民土地利益放在重要的地位，为三农问题其他方面的解决奠定基础。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还在于我们党的基层政权在土地革命中有力地保障了农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确保了土地路线的贯彻和实施。当前在推动城乡一体化方面，要推进城乡平等交换，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自治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要代表党中央，把党的新的土地政策落到实处，从而使农民利益得到保障。适时地出台和调整了土地政策，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利益需求是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又一原因。
新民主主义论文范文第3篇
上世纪4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初步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两级国际格局。苏联为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极力促使东欧、东南欧及亚洲的一些刚刚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尽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加入到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便是苏联争取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两极对立的政治格局和中国面临的来自西方封锁包围的严峻形势，使中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带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它的性质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这显然与苏联方面提出的过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不符，当然会引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若干偏见。对此，做过说明，在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方面不支持我们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在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后，“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直言苏联在“一九四九、一九五O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由此可见，苏联方面为保证社会主义阵营的高度统一，已经明显地向中国共产党人施压了。“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这是字字千钧的一句结语。这说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在不断地向中国共产党人敲响警钟，在重大提法上不能与苏联经验保持一致，不按照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模式加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效仿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据此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计划，势必会影响到中苏两国和两党之间的关系，其下场必然与南斯拉夫一样。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和为打消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人的疑虑，一方面想方设法通过各个渠道就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和实际做法向苏联方面进行耐心的解释，并抱着虔诚的态度尽可能接受苏联方面的建议和意见，以便得到苏联的理解和支持，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派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另一方面，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向世界宣告了新中国即将实行的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政策，并斩钉截铁地宣布：“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可以说，来自苏联的压力，使逐步改变了经历一个时间较长相对稳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的最初的设想，而是在时间的估算上与东欧各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大体相吻合。同时，也把“右倾民主主义偏向”的主要特征看作是“向富农投降”，这与东欧国家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他批评邓子恢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所犯错误“属于右倾”。在苏共反复批判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和东欧各国纷纷照搬苏联模式的大背景下，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怀疑最终促使以为首的中央领导人放弃经过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后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初设想，而是选择了“直接过渡”，认为过渡时期就是资本主义因素逐步减少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加的时期。1953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正式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转而完全倒向了苏联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二、国内的新情况是促使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客观内部因素
建国后前3年，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实践是成功的，其中在政治、经济方面尤为显著。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例如随着完成，农村两极分化苗头的出现；在保护私营工商业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过程中，不法资本家“五毒”行为的出现等。这些因素的发展及其相互作用最终促使改变了原有的过渡思路转而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步伐。
（一）新解放区后“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促使下定决心尽早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解放区的扩展到全国范围。作为中国民主革命主要内容的具有双重性质。通过实行，不仅要联合农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而且要解放农村生产力，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做好准备。但在全国完成、农民得到土地、生活得到改善、农村生产力明显恢复和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后农村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这一“两极分化”的苗头引起中央领导人尤其是的担忧。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中国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后，小农经济的状态仍未被打破，农民获得土地后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推翻地主阶级后，农村供应城市的粮食数量缩减，农村供应与城市需求的矛盾骤然尖锐。同时，虽然每户农民都获得土地且数量相差无几，但是由于其劳动能力、技术水平及经营水平的差异，造成收入出现差距，农村出现少量的贫富分化现象。由此，一些地区出现农民自发组织的互助合作组，想借此缩小收入差距，缓解农村与城市粮食供需矛盾。这些现象最先在东北和华北老解放区表现出来。1949年12月，东北局书记高岗在座谈会上提出，可以借助并进一步提高农民自发组织的互助合作组，向社会主义过渡。1951年5月，山西省委建议，可以通过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办法，以动摇和削弱农村的私有制。对此，刘少奇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些想法和建议是“一种危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仍是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我们不能将其与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现阶段我们还处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阶段，因此不应限制富农的发展。在这一关系到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反对刘少奇的观点。他认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占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因此他鼓励在农村推行互助合作社，试图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提高农村生产力，最终动摇农村的个体经济，动摇私有经济的基础。在革命时期，坚决反对农村工作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做法。但建国后，随着工作的全面展开，千百万农民因为分到土地而积极投身到农业生产中，农村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却开始担忧在农村中逐步出现的“两极分化”苗头会危及工农联盟，危及新生的国家政权。正是因为后个别领导对农村出现的少量两极分化苗头的过分担忧，造成以为核心的党领导人决定提前在农村进行所有制改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过早放弃。
（二）资本家不法行为的出现，使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逐渐改变了对资本主义的原有看法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相比，民族资本主义是进步的生产关系。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间阶级被中国共产党吸入到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是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资本主义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认识逐步发生变化。在党的七大上，主张广大地发展资本主义，他指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这一“资本主义太少”的状况直到1949年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在强调利用资本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和改造的问题。即使如此，建国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新生的国家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即由各阶级共同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其中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共同纲领》还提出要保护“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正是在党和国家按照《共同纲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的过程中，一些不法资本家为牟取暴利在经济上唯利是图、破坏国营经济，在政治上对党员干部拉拢收买，这些行为对当时的党员干部产生很大的腐蚀和影响，污染了大批党员干部的纯洁性，导致政府机关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滋长。这使等中共领导人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产生了重大变化，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针对私营工商业者开展以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主要内容的“五反”运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影响的过高估计，使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发生改变，提出“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的论断。自此，党中央领导人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限制发展对象转变为革命对象，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运动。1953年10月15日，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9］106。这进一步反映出对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高度警惕，也更加坚定了他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决心。这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被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民主主义论文范文第4篇
（一）以学校教育为主渠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相当重视，他曾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通过创办学校、进行集会、学习通俗读本等多种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早在1917年，就曾在长沙创办过工人夜校。在大革命期间，先后在广州和武汉主持和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创办学校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1936年，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给抗大学员讲课的主要内容。1939年6月，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大、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边区党校、鲁迅师范、边区中学、鲁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十七所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少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三万以上。”
（二）在纠正错误思想的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很注重思想作风建设。1929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包括单纯军事观点、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强调其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巨大妨碍性。1937年6月，针对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肯定了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革命胜利的原因，同时也指出思想错误都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必须纠正和避免。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大创造，其通过学习理论文件，其中包括《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二十二个文件，系统批判了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尤其是党内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从源头上和思想上消除了错误思想。这不仅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
（三）通过多种实践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倡通过多种方式共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中，报纸，尤其是党报，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传播工具。特别强调了报纸在宣传过程中的重要性。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认为报纸是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他亲自指导了《解放日报》的整风改革，并成为该报刊的重要撰稿人。除此之外，指出不能忽视标语、口号、宣传画、演讲、文艺演出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他说“：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他也曾说过：“第一口头讲话，第二贴布告，第三写标语，第四出传单，第五演新剧，第六墙报上做文章。”通过宣传形式的多样化和通俗化，将马克思主义灌输、渗透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成为指导革命运动有力的理论武器。
（四）重视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识到培养理论家、领导干部在革命中的重要性。首先，认为在中国必须培养一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发生的实际问题的理论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提倡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认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涌现了一批理论家，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次，善于使用、培养和爱护干部，他认为一支强有力的懂文化、懂政治、懂军事的干部队伍能够发动群众参加革命。他强烈要求党员干部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来带动群众并践行革命思想理论。他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同时认为，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不够的，应提倡领导干部结合群众共同推进。1943年6月，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号召领导骨干应该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他强调：“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一）注重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首先，将高校发展成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阵地。青年是民族的希望，高等院校应该注重“两课”的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和把握远大理想及现实目标的关系，自觉地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目标。其次，把党校办成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重要阵地。党校是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的主渠道，是党委的重要部门，对推进全党的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培养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理论宣传队伍，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建设，培养他们善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从书本走出来，深入解决实际问题。其次，要广泛吸纳党政领导干部，进行经常性的理论宣传教育，注重发挥干部典型、群众骨干的积极作用。最后，大力培养既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懂网络传播的专业队伍，及时占据新闻媒体舆论场中的话权。
新民主主义论文范文第5篇
在中共早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不论是在理论的宣传上，还是在实践革命中，都更重视关于文化的阶级性和革命性问题。但是在抗战前后，中共党人逐渐形成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特征，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三十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讨论的推动1935年1月10日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为主体，建设现代国家，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宣言发表后引发了学术界持续一年多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文化争论，西化派的文化选择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认为西方文化代表了时展的前进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已落后于时代性。中国本位文化派则强调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接受西方文化，其立足点是民族性。三十年代中期这场关于文化选择的论争是激烈和复杂的，这场在思想文化界影响深远的论战中，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似乎同时被凸显出来。
由于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中共党人没有直接参与这场发生在国统区的文化论争，但这场讨论却给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借鉴和启发，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讨论中学者们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认为“文化之有民族性，亦犹文化之有阶级性，两者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在近代中国屈辱落后的社会面前，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不久之后，北平左翼文化界就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联系起来。显然，后来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中逐渐形成的“民族性”特征，这场讨论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可以说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第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影响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更是把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此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意识的强烈冲击下，已经投身于一场文化启蒙运动。民族危机意识强烈冲击下的新启蒙运动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民族性”特征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形势的变化逐渐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也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斗争矛头指向日本。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而反映在中共文化政策上，就是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优秀传统，强调对于一切优良的传统文化都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和发扬，体现了发扬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提高民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便激励全国人民更高的爱国热情。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民族性自然就成为了文化领域的重要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中共重视利用传统文化宣传民族统一战线，在外敌人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宣传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对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唤起全中华民族的救亡意识，激发爱国热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实现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的现实意义
新民主主义文化,曾经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起了推动作用。坚持文化的民族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对于当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一，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文化自身具有一种民族凝集力和自我继承的力量，而民族凝聚力作为是沟通民族全体成员的心灵的精神纽带，必然以传统文化精神为思想源泉。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弘扬民族的历史传统。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建构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资源，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伦理精神和价值观念，尊重传统、继承传统，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赋予其新的内涵，从而成为当代价值观念、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创造新的中华民族文化，就必须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时代要求，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既能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风格和内涵，又能积极借鉴汲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保留和弘扬优秀传统，勇于创新，以适应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需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价值趋向多元化的今天,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挑战,增强全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团结意识和自强意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主义精神文明，就必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凸显新时代下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第二，民族性体现了民族精神与开放意识相结合新民主主义是开放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应该从文化的世界性中得到提升，体现了民族精神与开放意识相结合。关于文化民族性的思想强调文化的世界共性，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中国文化本位。这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世界性，坚持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原则,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文范文第6篇
(一)民生思想的形成阶段。大革命失败后，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又蓬勃发展起来，对于农村的社会调查也进一步深入。1927年11月和1928年春，先后做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1930年5月到寻乌县开展农村社会调查，写下了党的历史上著名的《寻乌调查》，同年10月他还赴兴国、东塘等地进行了调查。1933年11月又分别进行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的这一系列调查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涵盖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家庭等方方面面，重点是农村土地状况的调查。根据调查研究认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民生之根本，他先后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县《土地法》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党在苏区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广大贫苦农民纷纷获得了土地，民生状况大为改善。在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还领导苏区开启了法律制度建设的探索，开始了以建立法律制度来保障民生事业推进的尝试，颁布了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在政治建设方面，领导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基层民主选举活动，鼓励广大农民参政议政，努力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在社会建设方面，领导临时中央政府在苏区整顿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开展妇女解放运动，重视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等等。领导革命根据地进行民生建设的尝试和探索，体现了把发展民生与巩固红色政权相结合、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看作改善民生的根本问题、把法制建设作为保障民生的基本建设等几个特点。他创造性地推行的这一系列民生政策和措施，推动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形成。
(二)民生思想的成熟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从战略高度认识到保障民生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必需条件。“大敌当前，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因此，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生保障运动，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在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民生状况极为恶劣。面对这种不利局面，发出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的号召，认为“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在的推动下，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确定了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工作路线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实施了军民兼顾，民营为主、民办公助、公私合作、互助合作政策和军垦屯田的南泥湾政策，动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学劳模运动。这些举措有效解决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民生保障问题，有力支持了抗战的持续。与此同时，还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精兵简政”，最大限度地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并加强边区民主法制建设。在的积极倡导下，陕甘宁边区实行了三次普遍、平等、直接、自由的选举制度，并按照“三三制”组建政权;从1937年到1945年期间，主持颁布了《民主政府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三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施政纲领，为革命胜利后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施政积累了宝贵经验。抗日战争时期是民生思想的成熟时期。解决民生问题的理念，明确表现为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抗战到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更加具体和行之有效，为发展民生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民主政治建设更加符合实际，为发展民生提供了法理依据。同时，这些保障民生的举措也深得民心，巩固并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增进了党的政治认同，为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积累了政治资源。
(三)民生思想的发展阶段。解放战争时期，将民生建设与政权建设紧密结合。在继续重视农民土地民生的同时，他把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方面积累的经验实施于解放区，使解放区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激发了解放区广大民众投身革命的热情，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的民生思想又增添了新的内容。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态势已趋于明显。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愈加认识到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获得民生保障和民生改善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的领导下以更大的政治热情致力于解放区的民生解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在抗战结束初期，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明确指出:“目前的政策只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这样既团结了农民，也安抚了富农和地主，有利于发展生产和经济恢复。随着国共两党走向全面对抗，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愈演愈烈，广大农民开始有了强烈的土地要求，中共中央对土地政策做出了及时调整。1946年5月，党中央颁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要把减免租息的政策转变为彻底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将土地分给农民。为加速全国解放进程，中共中央于1947年颁布了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广大解放区开展了空前规模的运动，广大贫苦农民纷纷获得了土地，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农业生产，为解放战争提供物质保障。在政治建设方面，强调要在不断扩大的解放区继续推行“精兵简政”，要尽快在新解放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尽快发挥各解放区尤其是新解放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并充分保障各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在社会建设方面，深刻认识到战争是残酷的，常年的战乱必然会导致大量民众的流离失所。他指示:“各解放区有许多灾民、难民、失业者和半失业者，亟待救济。此问题解决得好坏，对各方面影响甚大。”各解放区在的号召下，积极采取措施如发动群众互助，向社会筹集基金，设立收容机构等，有效地促进了各解放区社会的稳定。在解放战争时期民生思想的新发展，突出表现在顺应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经过，彻底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拥有了土地，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了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民生的基础问题，为中国共产党建国后进行大规模的民生建设做了理论和实践准备。在中国共产党民生史上，解放战争时期的民生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生思想的整体意蕴
(一)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生思想的首要意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继承了这一经典论断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强调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最终决定者，是未来中国的缔造者，共产党人要始终站在人民的一边，始终要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众的生产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早在1928年10月，在为湘赣边界党的“二大”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就将“有很好的群众”作为小块红色政权存在的客观条件。可见，在革命早期就重视群众的作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越加深刻。纵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讲话以及起草的文件，其中频现的词语就是“人民群众”。重视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是其民生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其人生的崇高信仰和不懈追求。
(二)始终重视贴近实际的调查研究。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生解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他强调要了解社会真实状况，就必须进行大量贴近实际的调查研究。在早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的足迹就遍布湖广等地广大农村，就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研，先后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文章。广泛的调查研究使他准确地把握到了中国革命的命脉，准确地抓住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1930年，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阐明了社会调查的重要意义。回顾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三三制”政权……这些中国革命的创举无不是重视调查研究结出的硕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这些准确反映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把中国革命最终引向了胜利之路。
(三)始终关注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是农民的核心利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关注农民的土地问题。认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就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正确进行土地分配的方法。1937年8月，主持洛川会议将减租减息作为解决根据地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同时也团结了地主阶级一致抗日。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由于革命形势的要求，中共中央按照的指示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提出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各解放区的广大农民纷纷获得了土地，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积极支援解放战争。始终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是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生思想的一条红线，也是促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四)始终重视民生建设与民主发展的良性互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重视民生建设和民主发展的协调统一，认为发展民主是改善民生的根本保证，改善民生是发展民主的良好契机，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在土地革命时期，就非常重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由于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就使党在根据地的干部和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然而，这也导致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偏向，影响了边区政府工作的开展。对此，1928年11月，在其起草的《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这一问题，并要求党以后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但不是包办政府的行政事务，同时还主张要健全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民主集中制。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发展为根据地民众生产生活的有序开展提供了保障。在抗日战争时期，强调只有坚决抗日才有实行民主的可能，抗日与民主又是保障民生的前提条件。抗战初期，他就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一样，享有广泛而真实的民主权利，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自由权，这就使爱国的地主和资本家能够安心地生产生活，从而团结了一切抗战力量。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生思想的当代启示
(一)继续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着力维护人民切身利益诉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意识到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兴衰成败也在人民，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生思想的核心要义。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着力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治理生态环境恶化等民生热点问题上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努力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二)继续用辩证的眼光认识和把握多元化的民生诉求。曾指出:“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的迫切要求。”民生问题是变化的、发展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民生内容和民生特点，并会随着时间的演进而变化发展，是具体和历史的统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关切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并从革命实际的具体情况出发适时调整民生主张，制定相应的民生政策，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投身革命的热情，从而加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当今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民生问题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需求不断出现。人民群众的民生诉求早已从最基本的追求温饱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既要求公平教育、体面就业，也要求收入提升、社会保障健全，生态环境改善等等，民生诉求正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全面升级。这既是国家日益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需要全面应对的重要挑战。共产党人要始终坚持用辩证的眼光全面认识和把握多元化的民生诉求。
(三)继续惠农，妥善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在1937年接受斯诺采访时曾说过:“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历史证明，对农民土地民生诉求的合理满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制约中国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仍是农民的土地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加速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我们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国家在充分保障农民土地利益的同时，应进一步适度扩大农民使用土地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完善的促进国家、农民、土地三方面协调发展的机制和体制。
新民主主义论文范文第7篇
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一系列观点、理论、阐述博大精神、思想深刻，符合当时的中国的实际国情，并且他在自己的实际工作坚持这一思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主要思想笔者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因而它的各种特征无不体现了这一性质。建国初，刘少奇即提出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摆脱贫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将基本完成，全党全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这个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是很长的，这个阶段大略在10到20年之间。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他说：“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2]他在对马列学院一班学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如果不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努力发展生产力，“那我们的革命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说是已经胜利了，相反，我们还要遭到可耻的失败。”
（二）应使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建国初期，从五种经济成分看，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很小的，“顶多占10－20%。”刘少奇说：“正因为这一部分数量很小，困难就来了，为什么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3]但是，“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经过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比重要逐步扩大。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另外，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矛盾。刘少奇主张通过“经济竞争”的办法来解决。他认为，无产阶级手中有领导权，并且掌握了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只要引导得当，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通过和平竞争，两种经济成分都得到较大发展，同时督促国营经济搞好经营，为社会主义因素战胜资本主义因素，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三）发挥民族资本主义在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在对待民族资本主义问题上，他强调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是允许私营工商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的发展，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来为经济发展服务。他认为，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不是工厂太多，而是太少，“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好处多，坏处少。”[4]资本主义经济“在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中，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适当发展对于国民经济也是有利的。”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要加以保护和允许其发展，对危害国计民生的投机、垄断行为一定要制止，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到15年”，如果过早消灭了，“消灭了以后还要把他请出来。”他在给东北局的一个报告中批评其对民族资产阶级过激的行为时说：“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根本相违反的。”
（四）在对待私有制问题上，他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他认为搞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实行公有制，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要触动私有制。他主张，我们不要照办俄国经验。要从中国的实际阶级关系出发，因为俄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完全站到反革命的一边去了；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那样，他历来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是具有革命性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联合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感情一直没有破裂。革命胜利后我们的政权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还要请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来参加政权。我们没有必要像俄国那样立即推翻资产阶级，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做法。过早地否定私有制，只会伤害私人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不利。在过渡时期可以扩大资本主义经济，而不要“侵犯私人资本主义的财产”，“没收是打草惊蛇”。在农村对私有制“又动又不动是不对的。太岁头上动土。你动摇以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牛羊杀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五）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在政协和春耦斋讲话中予以表述。他说：“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能在将来加以讨论。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到了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要和各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并共同加以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将来也愿意和一切愿意进入社会主义的人们一道，共同地进入社会主义。”他在春耦斋的讲话中把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更加具体化了。他说“：过了这个时期以后，工业大大发展了，农业也有了大发展了。国家对经济的领导更加强了，变成绝对的了，经济管理工作的干部成熟了，数量也多了，党的技术干部也有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巩固了，那时就会要求采取进入社会主义的步骤。”
二、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理论的终结和影响
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不仅体现了事物发展的相对稳定性和绝对运动性的辨证统一的哲学思想，而且着眼于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又结合了列宁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里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应该十分注意的重大问题的经验总结，体现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造诣，使他的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至今仍然发挥着光彩夺目的光辉。但是由国内外因素的影响，这一理论没有能够认真的执行就中途夭折了。正如他在天津讲话时说的那样“：‘左’的东西是常常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原来的尽头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从1953年夏天起党内开始公开批评他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理论的是右倾错误。1953年6月15日在这样政治局会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上，重点是阐明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并批评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观点是右倾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他用抽象的哲学理论否定刘少奇的理论。刘少奇在会上接受了批评，并于1954年9月15日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说法还进行了自我批评，表示主动放弃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张，向的思想靠近。就这样“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被抛弃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提前终结的原因有哪些？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理论对我们今天现代化建设有何启示。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原因。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经过赞同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理论被过渡时期总路线取而代之呢？为什么新民主主义阶段要经过25-35年（新民主主义社会要经过10－20年，向社会主义过渡要15年）缩短为18年（国民经济恢复3年，过度时期总路线15年），再缩短为6年（国民经济恢复3年，社会主义改造3年）？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任务没有完成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呢？这是不是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呢？其原因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这是建国以后一系列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的几篇政治学文章只是为建设新国家展示了理论框架而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2）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存在重大理论缺陷，当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不由自主地使人们想到向社会主义迈进。因为两步走是连续的。（3）民主机制不健全。建国后，党没有把权力立即交给人大或政协，没有交给人民，而是仍然掌握在党内，而党的权力又控制在主席或书记一人手上，由于当时基于在党内的崇高威望，没有经过充分的理论交锋，而就迅速地统一到的个人思想上来了，刘少奇还做了自我批评。（4）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民族独立是中国近百年的梦想，同样国家富强也是中华民族近百年的梦想，因而党实行社会主义和工业化并举的政策，符合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并且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于我国经济落后，还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一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于是利用公有制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积累资金创造条件，而苏联在短时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就是用的这种方法。（5）苏联对华的援助和斯大林同意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6）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此起彼伏，使人民对社会主义产生强大吸引力。（7）还有的个人因素，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帝国主义的封锁，使不得不考虑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因而做出了不切实际的判断，发生了“左”的错误。所有的一切导致了中国抛弃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理论，而过早地进入社会主义。
（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理论对我们今天现代化建设的有益启示。违背历史的规律，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首先、然而由于过早的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却给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留下许多遗留问题，要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社会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经历的阶段。“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理论启示我们，不是要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但是我们一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完成那个阶段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我们一定要利用刘少奇这一思想的理论遗产，发展生产力，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之和公有制经济相互竞争，共同发展，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其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仅仅只是对立的一面，而且还有和平共处的一面。我们一定要更加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物质技术管理经验和文化条件。马克思说“：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新民主主义论文范文第8篇
可以看出，的“思想路线”概念实质上就是针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而提出来的。在看来，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字句或个别结论，拘泥于自己在革命过程中的个别经验，拘泥于某次会议的“文本”的做法等，都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当然，完整而准确地阐释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在运动时期。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与此同时，明确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在这里“，实事求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党的正确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可以看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其精髓的科学把握，因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及精髓，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就是实事求是，同时，这条党的思想路线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及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赋予了崭新的思想内容。
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即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事实上被开启了，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命题的正式提出，最早见端于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在这篇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在报告原文中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这个概念表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包含三层含义：其一，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其二，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为此，我们就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从而解决中国革命、改革及现代化建设实践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实践创新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理论创新的历史过程，作为一种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形成符合中国特点和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又称之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第一次较为完整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思想。刘少奇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我们的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而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的就是思想，即“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刘少奇看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表现在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由此可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理论创新的最大贡献，就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即思想。
三、开展广泛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创新及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理论创新不仅体现在党的革命纲领、党的思想路线以及党的指导思想上，而且还体现在党的建设理论或建党学说上。中国共产党从其成立的那天开始，它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及方法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也是一个十分注重思想理论建设的革命政党，在很大程度上，思想理论建设一直是党的根本建设。刘少奇早就明确指出，“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然而，如何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这是党的思想建设中必须予以解决的重要方法论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列宁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不可能在工人阶级中自发形成，即“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为此“，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
